不久前，改革開放以來指導“三農”工作的第18份中央一號文件發布。文件指出，把堅持農民主體地位、增進農民福祉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，用發展新理念破解“三農”新難題。
在城鎮化的進程中，農民進入城鎮就業、居住、生活，既是城鎮化的本質要求，又是農民流動的理性選擇，因為“城市能讓人生活美好”，城市具有的良好公共設施、服務，如良好的教育、文化資源，使得人們接受良好的教育變得常態化； 便捷的公共交通，保障了人們的正常出行；良好醫療、社會保障等，方便民眾的就醫、養老，有利于增進民眾的福利等；城市第二、第三次產業的集聚，方便了人們就業，有利于增加勞動者的收入等。如何讓農民能夠進得來、留得住是城鎮化的基本目的，進城務工者市民化的關鍵是要解決三個問題：一是就業問題、使其有穩定的收入來源，二是醫療、教育、社保問題，使其生活保障有預期，三是居住問題，使其能夠安居樂業，這是對城鎮化深層次的挑戰與考驗。
實施供給側改革、加快進城務工者市民化。其最重要的環節是城市能夠提供較為充分的就業崗位。長期以來，妨礙進城務工者擺脫候鳥狀態的關鍵是就業地與居住地相距遙遠，以及就業前景的長期穩定預期不高。其入城流動是跟著產業走，跟著公共福利走，因此，目前一個重要著力點，是努力實現就業地和居住地的相對匹配，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做好鋪墊，要改變一些資源要素、一些產業布局按照行政級別、城市大小進行配置的狀況。國家要綜合運用產業、財政、貨幣政策、促進東中西部城市之間的協調發展，促進產業及產業鏈的合理布局，進而引導有序流動；同時，在城市群內部的大中小城市之間，要更多打破行政藩籬，實現土地用地指標、稅收和基礎設施資源等在內的利益協調和共享機制，促進區域內生產要素的更合理流動和產業及產業鏈的有效布局，實現區域產業鏈之間的收益分享，從而為企業向三、四線城市和小城鎮創造更有利的空間，農民市民化的流動要與城鎮化發展以及產業發展相匹配，要尊重城市化進程中人口流動的規律性，尊重城市發展規律，增強城市宜居性，促進農民市民化的合理流動。
實施供給側結構改革，加大政府提供公共服務，實現城市之間公共產品的均等化。勞動力持續從農村向城市遷移，為中國經濟30多年的高速增長提供了動力。如何向他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已經成為政府無法回避的問題，因此，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、加快進城務工者市民化也就必須要解決的。在大城市重點是圍繞非戶籍的常住就業人口，如何做好保障性住房供給及相關配套的科教文衛資源，在三、四線城市及城鎮，如何加大教育、醫療等相關養老配套資源的投入，與此同時，建立大、中、小城市之間經濟資源的流動、協調和共享機制，盡快打破行政藩籬，做好醫保、社保、養老等公共福利資源的可流轉工作，從而便利人們的擇居，并在此基礎上穩妥有力地推進大、中、小城市間公共福利資源的均等化。
實施供給側改革、消化樓市高庫存，解決房地產的結構性供需錯位。據調查2014年1.7億外出進城務工者中，從家庭遷徙看，舉家外出的占20%，一人外出的占80%；從就業城鎮看，30.5%在直轄市或省會，在地級市的占34.2%，在小城鎮的占34.9%； 從收入及增長看，平均收入為2864元，增長率為9.8%，建筑業最高，為3292元，居民服務、修理和其他服務業最低，為2532元。基于以上數據與《中國統計年鑒》數據及各地住房價格數據，可以對其購房可支付能力進行粗略的估算。進城務工者自住購房的比例還是比較少。主要原因：一是收入低，除勞動收入外，很少有財產性收入，整體收入尚未達到購置城市房產的水平；二是就業地與流出地不匹配，沒有購房的意愿；三是就業所在地的各種限制。目前房地產“去庫存”的核心不是讓進城務工者買房，而是通過措施，把就業、醫療、社保等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固定下來。這樣做一方面供給側改革將取得重大成果，房地產去庫存可期，房產泡沫得以消化，巨大存量資金得以盤活，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將獲得新動力； 另一方面進城務工者群體能夠享有各種形式的城市化紅利，除了有利于提高福祉和素質外，還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，而其消費能力的提升還將為經濟發展提供進一步的支撐。
（作者為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教務部主任、教授）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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